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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期破案”反映了我国公安机关长期形成的军事斗争的执法理念和过度追求破案率的思维习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执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军事斗争观念的影响。公安机关的领导们习惯于用军事斗争的思维模式来指导犯罪侦查工作。于是，严打斗争、专项打击、大会战、第一战役、破案军令状等军事斗争中的做法就流行于犯罪侦查活动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执法活动的自身规律。另外，破案率一直是公安机关考评犯罪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于是，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不仅要“限期破案”，而且提出了“命案必破”的口号，要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以及爆炸、投毒、放火、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中致人死亡案件的破案率达到或接近百分之百。假如这个口号只是主观意愿的表达，即希望所有的“命案”都能够侦破，那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地区的公安机关把它作为犯罪侦查工作的一项要求，甚至要求所属的公安局长递交“命案军令状”，这就值得商榷了....

2：....侦查人员“有看法”，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办案所需要的，因为这些看法可以为制定侦查方案和确定侦查方向的提供思路。但是，如果侦查人员受这种看法的绑架而进行封闭思维或单向思维，按照“一条道走到黑”的模式去调查取证，那就会步入侦查的误区。在现实中，一些侦查人员为追求破案效果，在确定嫌疑人之后就不再去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甚至对已经发现的无罪证据也采取忽视甚至隐瞒的做法。于是，无罪证据就成为侦查人员调查取证的“盲区”，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视。例如，在我们的“刑事错案”课题组收集的137起错案中，几乎在每一起案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因先入为主而片面取证的情况。由于侦查人员主观地认为抓到的嫌疑人就是实施该犯罪行为的人，所以就只去收集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不去收集能够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甚至对于已经发现或者由嫌疑人提供的无罪证据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于是，侦查人员提交的证据就成为“清一色”的有罪证据....

3：....在人类社会的司法历史中，刑讯逼供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刑讯逼供仍然屡见不鲜。虽然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中，以肉体折磨为特征的“硬刑讯”已不多见，但是以精神折磨为内容的“软刑讯”仍时有所闻。近年来，随着我国一批重大冤案的披露，刑讯逼供问题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然而，刑讯逼供似乎具有超强的生命力，臭名昭著却屡禁不止，声名狼藉却潜藏生机。本书讲述的冤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而同为警察的杜培武和李久明所遭受的刑讯最为触目惊心。有人问，杜培武也是警察，他为什么会承认自己没有干的事情？对于遭受野蛮刑讯的人来说，供述也算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杜培武、李久明二人在冤案平反之后披露的情况可以让人们略见一斑....

4：....​中国大陆地区的刑事诉讼属于“流水线”模式。《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这种体制下，公安局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起诉；法院负责审判。公、检、法三家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共同目标是把好案件的“质量关”，保证刑事司法系统生产出合格的“社会产品”，完成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的任务。于是，作为第一道“工序”的侦查自然就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或者说，就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实质性环节，而起诉和审判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作用就容易被虚化，成为仅对“上游工序”的检验或复核。在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诉讼模式下，检察官和法官审查案件是以案卷为中心的，因为在这个“流水线”上传送的就是包括各种证据材料的案卷。侦查机关制作的案卷既是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主要依据，也是法官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在案卷中，笔录是各种证据的基本形态。于是，检察官和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也就成为对各种笔录的审查，如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等。在实践中，检察官往往在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上进行一些修改就作为起诉书，而法官又在起诉书上进行一些修改就作为判决书。法院的判决书与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在主体内容上大同小异的状况屡见不鲜....

4：....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应该是法庭审判，司法裁判权应该属于法官。换言之，庭审应该是决定诉讼结果的中心环节，合议庭（或者独审制的法官）应该是司法裁判的真正主体。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未审先判、下审上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现象司空见惯。一言以蔽之，刑事庭审“被虚化”了。庭审虚化也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司法裁判行政化”倾向。各级法院的审委会犹如“行政决策中心”，法院领导必须协调和控制“司法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于是，下级服从上级，重大案件要领导拍板，这种行政管理的原则就成为了司法裁判的“潜规则”，也就成为了庭审虚化的“潜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法院实行的是独任制、合议制、审判委员会制。合议制和审判委员会制均属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方式，实际上就是采取行政管理模式对案件作出决定。审理案件时，主审法官要向庭长汇报案情并做请示，裁判文书要报庭长、主管副院长审批；主管副院长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退回要求合议庭重新合议或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认为没把握的，则要请示上级法院。对上级法院或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院，这种层层汇报、层层审批的行政化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其直接后果就是案件撑着作为真正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却无法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享有决定权，庭审成为走过场，一切不正当的干预拥有了一条合法的通道，严重威胁司法的公正性，在无形中增加了错案的风险....

5：....羁押率高和羁押期长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特点。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之前一般都处于保释的状态，处于羁押状态的是少数，例如，英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羁押的不足10％。但是在中国大陆，80％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被刑事拘留，而80％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转为逮捕。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9条的规定，刑事拘留的一般时间是3天，特殊情况可延长至7天，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30天，再加上审查批捕的7天，犯罪嫌疑人在批准逮捕之前的羁押期限最多是37天。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公安机关经常采用期限更加宽泛的“收容审查”来代替刑事拘留，变相延长了犯罪嫌疑人在批捕之前的羁押时间。例如在滕兴善冤案中，嫌疑人滕兴善于1987年12月6日被“收容审查”，直至1988年9月2日才被批准逮捕，其捕前羁押时间就长达近九个月。赵作海从1999年5月10日被抓捕到2003年2月13日法院判决生效，一共被羁押了3年9个月；佘祥林从1994年4月11日被抓捕到1998年9月22日判决生效，一共被羁押了4年5个月；李怀亮从2001年8月7日被抓捕到2013年4月25日被无罪释放，一直处于未决羁押状态，时间长达11年8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