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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了

我出生了，我的母亲，奥丽弗，她乖乖按照龙尼的要求，匆匆结束。最后奋力一推，抢在债主上门之前，也为了防止窝在屋外兰切斯特车上的汉弗莱斯先生急死。因为汉弗莱斯先生不仅是个专车司机，也是很有价值的同谋。在龙尼用来簇拥自己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宫廷里，汉弗莱斯是个能拿到全薪的臣子。他是杰出的业余魔术师，擅长使用绳子，如同刽子手绞索之类的把戏，在某些高要求的时候，纳特毕姆先生和一辆宾利车会取代他。但没什么需求的时候，汉弗莱斯和他那辆兰切斯特车总是时刻待命。

我出生了，并且跟我母亲仅有的几样财产一起被迅速打包起来，因为最近又有一个法警来找过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选择轻装上路。我被装进汉弗莱斯先生那辆汽车的行李箱里，就好像龙尼此后多年都在走私的火腿一样。棕色的箱子在我之后被丢了进来，行李箱的盖子直接从外面锁上了。我凝视着漆黑的四周，试图寻找我哥哥托尼的身影。但是，他却未见踪影，奥丽弗也是，或者说是薇格莉。没关系，我已经出生了，就像新生的小马驹，已经踏上了逃亡之路。自此以后，我一直都在逃亡。

情报界的文学叛徒

说起军情六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属。虽然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点就跟麦肯齐一样，要被送上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关于此事， 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忆，那时我在英国情报局最棒的餐厅里和军情五处的一名律师一起喝咖啡。这名律师是个性情温和、爱抽烟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务律师。但那天早上，他却处于深深的焦虑中——他收到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样书，已经读了一半。当我开口说，我真嫉妒他的好运时，他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说，格林那个家伙肯定要被起诉了。格林利用战时在军情六处工作得来的工作经验，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因此，格林一定会被关进大牢的。

“不过这真是本好书，”他抱怨道，“他妈的实在太好了，就是这样才麻烦。”

我尝试在报纸上搜寻格林被捕的消息，不过他始终逍遥法外。可能军情五处的巨头们最终决定一笑了之——这总比大呼小叫来得好。为了报答他们的宽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他们，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不过，想必军情六处已经提前警告过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他并没有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你也会发现同样的免责声明。

然而历史证明，我们的罪孽最终都会被遗忘。麦肯齐最后获封爵位，而格林则被颁发了功绩勋章。

作品“胎死腹中”的好莱坞导演

农舍本身已经接近五十岁高龄。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里，每个冬季都会过来滑雪，我们在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也在春天过来。也是在这里……我想，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一起度过了与世隔绝，却极为有趣的四周时间。西德尼·波拉克是电影导演，导过《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爱的那部《孤注一掷》。当时，我们俩正在研究该如何把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改编成电影剧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从来没有滑过雪，之前也从未到过瑞士。快乐的滑雪者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嗖嗖地从我们阳台旁呼啸而过，这样一幕美妙场景，实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导他学习滑雪，不过，感谢上帝，我打电话把马丁·爱普叫来了：马丁是一名滑雪教练，也是一位堪称传奇的登山向导，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世界一流导演，和出身瑞士阿罗萨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绝不会半吊子，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满怀着另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给马丁·爱普拍一部电影。这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他拍摄《德国小镇》的愿望。艾格峰将会扮演命运之神。我来写剧本，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则负责给自己绑好安全带，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进行拍摄。就这样，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讲了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分析师，讲了马丁的事情。雪依旧下得很完美，消耗着西德尼的能量。我们认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间。无论是不是这样吧，反正，最后这两部电影哪部都没有拍成。

离诺奖最近的时刻

一九八七年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妻子和我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中餐厅请客吃午饭。其中一位客人就是约瑟夫·布罗茨基。

……

约瑟夫本身并不是个很容易交流的对象，但在这天午餐会时，他却异常活泼，这都归功于他完全不顾我妻子的婉言相劝，灌了好几大杯黑标威士忌，抽了好几根烟，又像小鸟啜饮似的喝了些鸡肉面条汤。

就我的经验而言，文学圈的人除了抱怨自己的经纪人、出版商和读者之外，彼此之间很少有话题可以交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直到约瑟夫那位高挑优雅的女主人出现在了中餐厅门口，看起来神色严峻。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只要看一眼我们桌上的酒瓶和飘浮其上的烟气，她大概就要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责怪我们让约瑟夫如此放纵。但我很快就发现，她正在拼命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约瑟夫，”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得奖了。”

漫长的沉默，约瑟夫抽了一口烟，皱眉看着烟雾。

“什么奖？”他低声咆哮道。

“约瑟夫，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约瑟夫迅速抬起一只手，掩住自己的嘴巴，仿佛在拦住即将脱口而出的惊讶叫声。他转头看向我，好像是要向我求救：他当然会这么做，因为无论是我妻子还是我本人，都对他入围诺贝尔毫无概念，更别提知道今天是宣布得奖的日子。

我选择向那位女主人提一个最为一目了然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有一大堆专程从斯堪的纳维亚赶过来的记者，他们现在正守在门口呢，约瑟夫，他们想要恭喜你，采访你。约瑟夫！”

约瑟夫痛苦的眼神还在恳求我。做点什么吧。那双眼睛似乎在说。帮我脱身吧。我再次转头跟他的女主人说道：

“说不定，那些斯堪的纳维亚记者是来采访所有入围的人的，不只是获奖人。是全部的人。”

走廊上有部公共电话。在伦敦接待约瑟夫的这位女主人知道，他在美国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已经为了亲自见证这个时刻飞到伦敦来了。这位果断的女人立刻打电话到罗杰入住的酒店去找他。当她挂掉电话时，脸上露出了微笑。

“你现在必须要回家了，约瑟夫。”她温柔地说道，并且碰了碰他的肩膀。

约瑟夫灌了最后一口他最爱的苏格兰威士忌，以极其缓慢的 速度站起身来。他拥抱了女主人，接受她的祝贺。妻子和我也表达了祝贺。我们四个人站在阳光普照的人行道上。约瑟夫和我面对面，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位囚犯的朋友，马上就要送他踏进列宁格勒的监牢里。他以俄罗斯人的急性子，突然用双臂环抱住我，然后又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向后一推，让我瞧见从他眼睛里流出的泪水。

“好吧，开始一整年的油腔滑调吧。”他这样说道。接着就顺从地被带走，去面对即将不断质问他的审讯员们。

虚构自己

如果你运气够好，作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当年出版《柏林谍影》时那样，那你这余生就会被分为“坠落前”和“坠落后”两个阶段。回头去看，那些在探照灯逮到你之前所写的书，读起来就像是你天真无邪年代的作品；在这之后所写的书，则是你的低谷时期，就像是一个人面对审判时的奋力挣扎。“太过用力了。”评论家们大声说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在我看来，我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而且，就整体而言，无论这“最好”是好是坏，都是我的成果。

况且，我热爱写作。我热爱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乌云密布的一个清晨，躲在狭小的书桌前，像个男子汉一样奋笔疾书。山间的雨水顺着窗户急促滑落，此刻并没有理由要撑着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车站去。因为《纽约时报国际版》要到午饭时间才会送到。

我喜爱边行走边写作，散步的时候，搭乘火车的时候，或是在咖啡馆的时候，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 仔细审视自己的战利品。当我在汉普斯特德的时候，荒野公园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长凳，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远离其他的座椅，我很爱在这里随便写写东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写。这么说或许有些傲慢，但我更偏爱这种已经流传了百年的、传统而非机械化的书写方式。我身体内住着的那个退步已久的绘画艺术家，真的很享受涂鸦文字所带来的乐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这也是我从来不参加集体文学活动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绝，我都会选择远离各种采访，虽然从过往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这可是个与拥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过程。

价值二十美元的巴黎

孤独感不再只是与他写作时的雄心壮志有关，他坦陈，孤独彻底笼罩了他的整个生活。这个世界里，他最怀念的地方就是巴黎。自从被挚爱拒绝之后，热气球再次上升，巴黎对他而言，就是不会再次踏入的禁区了——永远不会。他不会再回到那里，不会再去追随那个女孩，他办不到。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建筑，河流的每一个弯道，都在高呼她的名字。他用一种很罕见的，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昏昏欲睡的修辞手法真挚地解释道。又或者，他是想起了莫里斯·切瓦力亚的歌呢？尽管如此，巴黎也依旧是我灵魂的归宿。我的心也一样。他思索了一会儿，加上了前面这句话。听见我说的了吗？我听见了，山姆。

那么，在抽了一两管之后，他又会去做些什么呢？他继续说了下去——他说，已经决定要对我坦白他最大的秘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了，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我才会这么认真地对待他，他补充道——只要一感觉到有需要，他就会马上去做这件事。现在，既然他的脑袋已经清楚了，要做的事情应该随时都会发生。是的，他现在就要去“白玫瑰”了，那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他要塞给露露夫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让他可以打上三分钟的越洋电话，打到巴黎的花神咖啡馆去。当咖啡馆的服务生接起电话之后，他会说——我要找朱莉·德拉斯小姐。就山姆本人所知，这其实是个纯属捏造的名字，不是他以前喊她的那个名字。接下来，他就会听到他们一桌一桌地喊着，一直喊到 门口的林荫大道上：德拉斯小姐，朱莉·德拉斯小姐……有您的电话！

他们在那边喊着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直到这声音消失在九霄云外，又或者其实是他的长途时间已经用完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已经听到了价值二十美元的巴黎。

别向错误的人寻求答案

那天，在唐宁街十号的餐厅里摆了六张桌子，但我只记得我们这一桌了，撒切尔夫人坐在主位，她的右边是荷兰首相鲁道夫斯·吕贝尔斯。身穿十分合体的崭新灰色西装的我，坐在她的左边。那年应该是一九八二年。我刚从中东回来，吕贝尔斯已经当上了首相，其他三位同桌的客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经一团模糊。但是，基于如今已经想不起来的理由，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北方的实业家们。我也不记得我们六个人究竟是怎么开始寒暄交谈的， 但也许，在我们坐下吃饭之前，他们碰巧已经喝过鸡尾酒了。无论如何，我还确切记得撒切尔夫人转头把我的杰出成就介绍给荷兰首相的情形。

“现在，吕贝尔斯先生，”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准备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这是康威尔先生，不过，你更熟悉的应该是他的笔名：约翰·勒卡雷。”

吕贝尔斯先生身体前倾，仔细地看着我。他有张年轻的脸，看起来是很爱打趣的人。他笑了笑，我也笑了笑——真的是非常友善的微笑。

“不。”他说。

他将身体靠回椅背，脸上仍旧挂着微笑。

不过，众所周知，撒切尔夫人不会轻易接受“不”这个答案。

“噢，得了，吕贝尔斯先生。你一定听过约翰·勒卡雷的名字。他写了《柏林谍影》，还有……”——有些结结巴巴——“……还有其他很棒的书。”

完全是个政治人物的吕贝尔斯，再次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他又一次身体前倾，花了更长时间盯着我看，像前一次那样亲切友好，不过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像个政治家。

“不。”他重复道。

做了正确的决策之后，他显然很满意，又靠了回去。

现在轮到撒切尔夫人转头盯着我看了，她那清一色男性的内阁成员在惹她不高兴时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我现在已经完全体会到了。

“好吧，康威尔先生，”她说，仿佛面对的是个被带来审问不当行为的男学生，“既然你来了，” ——意思是我必须说点什么——“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拖延之中，我想到，我的确有话要对她说，非常之想。因为刚从黎巴嫩北部回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请愿。吕贝尔斯听着，从北部工业区来的绅士们也听着。但是撒切尔夫人听得比他们更加专注，一点都没有显示出别人常拿来指责她的、那种不耐烦的神情。甚至在我磕磕巴巴地讲到结尾时，她都仍在聆听，等我讲完之后才给出她的答复。

“别再讲这些哭哭啼啼的故事了，”她突然言辞激烈地对我说，还特别强调了“哭哭啼啼”这个关键词，“每一天，都有人想用感情来打动我。你不能这样治理国家。这绝不公平。”

于是，她为了调动我的情绪，特别提醒我说，训练出北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手，杀了她的好友兼顾问，也即英国的战争英雄、身为政治家的艾雷·尼夫的，也正是巴勒斯坦人。之后，我想我们没怎么再进行交谈了。我非常合理地推测，她更乐意和吕贝尔斯先生以及她的实业家们进行交谈。

偶尔我也会自问，撒切尔夫人邀请我是否别有用心。比如说，她是不是考虑让我去某个半官方机构——那种奇怪的、半官方的公共机构，拥有职权，却没有权力。还是正好相反？

不过，我很难想象她会找我去做什么具体工作，除非她需要有个正确的人去指点一下，想办法摆平她那些争吵不休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