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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速写、刻木刻在那时，是一种没有办法、不能不如此的一个美术青年的出路。第一是有人愿意看，报纸杂志发表还可以给一些稿费；第二是材料和工作都方便可行，顷刻能办；第三，为朋友画速写，刻好的木刻印出来送朋友是件有趣的事。

以后漫长的日子，我和大后方所有的美术青年一样，揽着木刻板、刻刀、几本书、一点钱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我感激和怀念那消逝了的友谊。太空那么大，星星那么小……见面是很难的。

……

我穷，穷到像秋田雨雀的俳句所说的和尚那样：“手里握着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手边只有八角钱时却出现两个迫切的用途：理发或是买木刻板？我决定买木板！“管他妈的头发长到三千丈去吧！”可爱的女朋友说：“……如果又买木刻板又理发呢？”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一位女孩子搞“投资合营”。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太好了。我满脸绯红，不让她跟我一齐上理发店，坐上理发椅心里又怕她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不出木板钱怎么办……

我们还刚刚“开始”不久，认真得很，不像我四十多年后的现在天天看着她那样无所谓。不料一走出理发店，她早已等在门口，笑眯眯地交给我一块用粗纸包好的梨木板。

那块木刻刻出来之后，题目是《春天，大地的母亲！》。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只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风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

悲鸿、海粟、风眠都是各有可爱之处的老人。悲鸿先生带给中国严谨的素描观念和很具说服力的技巧。海粟先生心胸开阔，见闻广博，遗憾的是贪爱社会活动，浪费了青年时代积蓄功力的宝贵光阴。他也不像悲鸿先生真诚地关心学子。学生长大之后都很少感谢他、想他。风眠先生则是只顾自己画画，不太关心自己和外界情感升降的问题。三位老人却都是趣味盎然的聊天对象（悲鸿先生我只是听别人说起），在清谈中令后学得到课堂中得不到的点化。对现代画，悲鸿先生明确地反对；海粟先生拥护，却少见系统的观点；风眠先生则是个实践者，他本份、默默地工作。

这些可敬的先行者、开拓者，不可能尽如人意地完美，倒是庆幸中国有了他们的可贵灿烂。

我自小就是一个流浪者，没有系统的学识、固定的职业，甚至没有正常的饮食，没有老师和前辈的提拔，没有群体的互拱，自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值得开心的是自由。随地捡来的杂食、顺手拈来的书本，阳光、空气、水，足够在大江湖漫步了。从无门户之见，吸食的都是有用之物。真的谦虚、真的客观、真的开心快乐、真的善于排解忧伤；真的爱，真的信任，真的工作，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卡夫卡说：“人要客观看待自己的痛苦。”快乐何尝不是如此？

我是特别喜欢从文表叔写的《长河》的。

要写历史，恐怕就是这种“长河”式的历史吧？

在表叔的所有文章中，《长河》舒展开了。

昨天我看了一部大钢琴家霍洛维兹的演奏纪录片。八十岁炉火纯青的手指慈祥地爱抚每一个琴键，有时浓密得像一堆纠缠的串珠，闪着光，轻微地抖动；有时又像一口活火山张开大口喷着火焰，发出巨响的呼吸。这老头不管奏出什么声音，神色都从容安详。他在音乐之外。十个小精灵在黑白琴键上放肆地来回奔跑追逐。他是个老精灵，是十个小精灵的牧者。

穆静的听众闭着眼睛倾听，脸上流淌着泪光。

我想起从文表叔对于故乡的眷恋；他的文字的组合；他安排的时空、节奏的起伏，距离；苦心的天才给读者带来的诗意……

谁能怀疑他的文字不是爱抚出来的呢？

我让《长河》深深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

纯朴土气，耍点小聪明、小手段保护自己；对新事物的好奇，欢欣而又怀着无可奈何的不安；温暖的小康局面，远远传来的雷声，橘柚深处透出的欢笑和灯光，雨中匆促的脚步……

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上下的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第一次上巴先生家是跟黄裳、汪曾祺两位老兄去的，兴奋紧张。巴先生话少，只夫人跟黄裳、汪曾祺搭得热烈。

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

所以他逝世后朋友写他的论文易；时常接近他如黄裳兄的，写回忆生活交往就只短短两篇文章，再高明的手笔，也拨不出什么灵气。

我喜欢巴先生那张古典的与众相不同的脸孔。

几乎每一位老人家脸上都悬挂自己灵魂和历程的准确的符号，这是不由自主的奇怪现象，请仔细回味：

鲁迅先生的，

郭沫若先生的，

茅盾先生的，

叶圣陶先生的，

俞平伯先生的，

沈从文先生的，

曹禺先生的，

老舍先生的，

胡风先生的，

周扬先生的，

钱锺书先生的，

萧乾先生的，

……

读过他们的书，了解他们一生，再仔细揣摩这些老人家的长相，一个萝卜一个坑，内容形式绝对统一，天衣无缝，换成另一张脸孔是根本不可能的。

巴先生有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

巴先生一生辛劳，不光是累，也美。

他和数不尽的好友——陆蠡（lí）、朱冼(xiǎn)、丽尼、师陀、朱雯、许天虹、李健吾……耕种长满鲜花的花园。

我是闻着这座花园的芬芳长大的。

女儿今天早上说：

 “文化人好脆弱，容易在大时代夭折凋零……”

第一次见到乐平兄嫂的心情，我已在慌乱中遗失了。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我心底暗暗地问他们：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两位的样子完全就是我想象中应该长的那个样子。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

周围是木板墙，小桌子，双人床，一张在教堂结婚的盛装照片（后来才说明那是用一张洋人照片改的），两张为中茶公司设计的广告，一个小窗。

后来我送了一副福建仙游画家李庚写的对联给他：

雨后有人耕绿野，

月明无犬吠花村。

他挂在中茶公司广告边上。

几个月间我常常上他们家去。有两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也常去串门，一个名叫高士骧，一个名字忘了。小高的笑貌至今仍是我们珍贵的想念。（小高你在哪里？）

那时候的老大哥、前辈，很少像今天这样有许多青年围绕帮忙。老一代的也很年轻，日子艰苦但身心快乐。年轻人对于贤达的尊敬很学术化，很单纯。对国难家仇和蒋介石的蔑视，大处看，是种毫不怀疑的凝聚力量。在群众生活的小处，即使曾经有过龃龉，上门骂娘，楼上楼下吵架，至今回忆，怨仇消融殆尽，只剩下温馨和甜蜜；连当年最遭人嫌弃的家伙，也仿佛长着天使的小翅膀在脑门前向你招手微笑。流光倏忽并非时人宽宏大量，而是上天原宥这些苦难众生。

乐平兄逝世很令我奇怪，其实活了八十几岁已经很不简单。我只是说，乐平兄怎么会变成八十几岁？就好像我有时也想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七十多岁一样。一切都活在永远的过去之中。

有人说，抗战时期，某某人如何如何受苦；有的人自己也说，如何如何受苦。他忘了，抗战时期，谁不受苦？幸福这东西才不公平；苦难却总是细致分摊在大家肩上。

一个稍微有点钱的单身汉，在一座长满绿草的大山坡上盖了一栋讲究的房子。没想到住下的第二天大清早他就烦恼了。让一种特别的声音吵醒，天天如此，怎么过日子？

早晨五六点钟，一个身体强壮快乐稳定的年轻牧羊人，会把一百多只羊撒在这座山坡上吃草。还在他的窗口迎着早晨的太阳大吹号角。

单身汉清楚，房子是他的。外头长满绿草的大山坡是大家的。

号角是牧羊人的，他爱什么时候吹就什么时候吹。山下住着的老乡们，男女老少最喜欢清晨半睡半醒的时候远远听年轻牧人的号音，有一种到老还让妈妈哄着睡觉的感觉。

上派出所讲理？准输；公安人员大多从小听号角长大。

打架。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再说。

于是、于是又于是……

单身汉打开窗子，在窗台上摆了一瓶红酒，两个杯子。

牧羊人赶着羊群上坡了。开始吹号角了。单身汉面带微笑耐心等待他把号角吹完。倒满两杯酒，一杯给牧羊人：

“早上好！”

“早上好！”

第二天，牧羊人吹得更起劲。又是：

“早上好！”

“早上好！”

第三天，第四天，一直那么“早上好！”了一星期。牧羊人问了：

“我牧我的羊，我吹我的号，代代老规矩，为什么你大清早起来和我干杯？真不好意思！”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天天演奏这么好的音乐给我听，我会是个狠心不懂报酬的人吗？你不想想，每天那么早起来究竟是为了谁？”单身汉说。

“唔！”牧羊人懂了。

牧羊人仍然天天早晨吹他的号，跟单身汉天天干他的杯。

忽然一天早晨放酒瓶酒杯的窗口关了。

牧羊人心想：

“他有事进城了吧？”

照例仍然吹他的号。

窗子就那样一天天地关着不再打开。

牧羊人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许碰到个艺术上的负心人。以后甚至不带号角牧羊了。

同村的老乡问他为什么不吹号角了？

“不给他音乐听！”牧羊人说。

我有时也想念我那位朋友。我是牧羊人，朋友是那个单身汉；有时对调一下，我是那位单身汉，而那朋友是牧羊人。

想来想去，积下的情感淤泥是很多的。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夜